史臣曰：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，应运而仕，值魏太祖创基之初，筹画军国，嘉谋屡中，遂服舆轸，驱驰三世。性深阻有如城府，而能宽绰以容纳，行任数以御物，而知人善采拔。故贤愚咸怀，小大毕力，尔乃取邓艾于农隙，引州泰于行役，委以文武，各善其事。故能西禽孟达，东举公孙渊，内夷曹爽，外袭王陵，神略独断，征伐四克。维御群后，大权在己。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，而东去吴人辅车之势。世宗承基，太祖继业，军旅屡动，边鄙无亏，于是百姓与能，大象始构矣。玄丰乱内，钦诞寇外，潜谋虽密，而在几必兆。淮浦再扰，而许洛不震，咸黜异图，用融前烈。然后推毂钟邓，长驱庸蜀，三关电扫，刘禅入臣，天符人事，于是信矣。始当非常之礼，终受备物之锡，名器崇于周公，权制严于伊尹。至于世祖，遂享皇极。正位居体，重言慎法，仁以厚下，俭以足用；和而不弛，宽而能断。故民咏惟新。四海悦劝矣。聿修祖宗之志，思辑战国之苦，腹心不同，公卿异议，而独纳羊祜之策，以从善为众。故至于咸宁之末，遂排群议而杖王杜之决，汎舟三峡，介马桂阳，役不二时，江湘来同。夷吴蜀之垒垣，通二方之险塞，掩唐虞之旧域，班正朔于八荒。太康之中，天下书同文，车同轨。牛马被野，馀粮栖亩，行旅草舍，外闾不闭。民相遇者如亲，其匮乏者，取资于道路，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。虽太平未洽，亦足以明吏奉其法，民乐其生，百代之一时矣。武皇既崩，山陵未乾，杨骏被诛，母后废黜，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。寻以二公楚王之变，宗子无维城之助，而阏伯实沈之郤岁构；师尹无具瞻之贵，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。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，而有免官之谣，民不见德，唯乱是闻，朝为伊周，夕为桀蹠，善恶陷于成败，毁誉胁于势利。于是轻薄干纪之士，役奸智以投之，如夜虫之赴火。内外混淆，庶官失才，名实反错，天网解纽。国政迭移于乱人，禁兵外散于四方，方岳无钧石之镇，关门无结草之固。李辰石冰，倾之于荆扬，刘渊王弥，挠之于青冀，二十馀年而河洛为墟。戎羯称制，二帝失尊，山陵无所。何哉？树立失权，托付非才，四维不张，而苟且之政多也。夫作法于治，其弊犹乱；作法于乱，谁能救之？故于时天下非暂弱也，军旅非无素也。彼刘渊者，离石之将兵都尉；王弥者，青州之散吏也。盖皆弓马之士，驱走之人，凡庸之才，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。新起之寇，乌合之众，非吴蜀之敌也。脱耒为兵，裂裳为旗，非战国之器也。自下逆上，非邻国之势也。然而成败异效，扰天下如驱群羊，举二都如拾遗。将相侯王，连头受戮，乞为奴仆而犹不获。后嫔妃主，虏辱于戎卒，岂不哀哉！夫天下，大器也；群生，重畜也。爱恶相攻，利害相夺，其势常也；若积水于防，燎火于原，未尝暂静也。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，势动者不可以争竞扰，古先哲王，知其然也。是以捍其大患而不有其功，禦其大灾而不尸其利。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，而不谓浚己以生也。是以感而应之，悦而归之，如晨风之郁北林，龙鱼之趣渊泽也。顺乎天而享其运，应乎人而和其义，然后设礼文以治之，断刑罚以威之，谨好恶以示之，审祸福以喻之，求明察以官之，笃慈爱以固之，故众知向方，皆乐其生而哀其死，悦其教而安其俗，君子勤礼，小人尽力，廉耻笃于家闾，邪僻销于胸怀。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，而不求生以害义，又况可奋臂大呼，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？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，理节则不乱，胶结则不迁。是以昔之有天下者，所以长久也。夫岂无僻主，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。故延陵季子听乐以知诸侯存亡之数，短长之期者，盖民情风教，国家安危之本也。昔周之兴也，后稷生于姜嫄，而天命昭显，文武之功，起于后稷。故其诗曰：「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」。又曰：「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」。又曰：「实颖实栗，即有邰家室」。至于公刘遭狄人之乱，去邰之豳，身服厥劳。故其诗曰：「乃裹糇粮，于橐于囊」。「陟则在巘，复降在原，以处其民」。以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，而不忍百姓之命，杖策而去之。故其诗曰：「来朝走马，帅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」。周民从而思之，曰：「仁人不可失也」，故从之如归市。居之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三年五倍其初。每劳来而安集之。故其诗曰：「乃慰乃止，乃左乃右，乃疆乃理，乃宣乃亩」。以至于王季，能貊其德音。故其诗曰：「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，载锡之光」。至于文王，备修旧德，而惟新其命。故其诗曰：「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」。由此观之，周家世积忠厚，仁及草木，内睦九族，外尊事黄耇，养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禄者也。而其妃后躬行四教，尊敬师傅，服浣濯之衣，脩烦辱之事，化天下以妇道。故其诗曰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」。是以汉滨之女，守絜白之志；中林之士，有纯一之德。故曰：「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内，采薇以下治外，始于忧勤，终于逸乐」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，犹以服事殷，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，犹曰天命未至。以三圣之智，伐独夫之纣，犹正其名教曰「逆取顺守，保大定功，安民和众」。犹著大武之容曰「未尽善也」。及周公遭变，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，致王业之艰难者，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。故自后稷之始基静民，十五王而文始平之，十六王而武始居之，十八王而康克安之，故其积基树本，经纬礼俗，节理人情，恤隐民事，如此之缠绵也。爰及上代，虽文质异时，功业不同，及其安民立政者，其揆一也。今晋之兴也，功烈于百王，事捷于三代，盖有为以为之矣。宣景遭多难之时，务伐英雄，诛庶桀以便事，不及脩公刘太王之仁也。受遗辅政，屡遇废置，故齐王不明，不获思庸于亳；高贵冲人，不得复子明辟；二祖逼禅代之期，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。是其创基立本，异于先代者也。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，乡乏不二之老。风俗淫僻，耻尚失所，学者以庄老为宗，而黜六经，谈者以虚薄为辩，而贱名俭，行身者以放浊为通，而狭节信，进仕者以苟得为贵，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，而笑勤恪。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，标上议以虚谈之名，刘颂屡言治道，傅咸每纠邪正，皆谓之俗吏。其倚杖虚旷，依阿无心者，皆名重海内。若夫文王日𣅳不暇食，仲山甫夙夜匪懈者，盖共嗤点以为灰尘，而相诟病矣。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，情慝奔于货欲之涂，选者为人择官，官者为身择利。而秉钧当轴之士，身兼官以十数。大极其尊，小录其要，机事之失，十恒八九。而世族贵戚之子弟，陵迈超越，不拘资次，悠悠风尘，皆奔竞之士，列官千百，无让贤之举。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，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，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。其妇女庄栉织纴，皆取成于婢仆，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，中馈酒食之事也。先时而婚，任情而动，故皆不耻淫逸之过，不拘妒忌之恶。有逆于舅姑，有反易刚柔，有杀戮妾媵，有黩乱上下，父兄弗之罪也，天下莫之非也。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，修贞顺于今，以辅佐君子者哉！礼法刑政，于此大坏，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，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，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。国之将亡，本必先颠，其此之谓乎！故观阮籍之行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；察庾纯贾充之事，而见师尹之多僻。考平吴之功，知将帅之不让；思郭钦之谋，而悟戎狄之有衅。览傅玄刘毅之言，而得百官之邪；核傅咸之奏，钱神之论，而睹宠赂之彰。民风国势如此，虽以中庸之才，守文之主治之，辛有必见之于祭祀，季札必得之于声乐，范燮必为之请死，贾谊必为之痛哭。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！故贾后肆虐于六宫，韩午助乱于外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？怀帝承乱之后得位，羁于彊臣。悯帝奔播之后，徒厕其虚名。天下之政，既已去矣，非命世之雄，不能取之矣。然怀帝初载，嘉禾生于南昌。望气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气。及国家多难，宗室迭兴，以悯怀之正，淮南之壮，成都之功，长沙之权，皆卒于倾覆。而怀帝以豫章王登天位，刘向之谶云，灭亡之后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，起事者据秦川，西南乃得其朋。案悯帝，盖秦王之子也，得位于长安，长安，固秦地也，而西以南阳王为右丞相，东以琅邪王为左丞相。上讳业，故改邺为临漳。漳，水名也。由此推之，亦有徵祥，而皇极不建，祸辱及身。岂上帝临我而贰其心，将由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者乎？淳耀之烈未渝，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。

长庆中，樊宗师为绛州刺史，尝作《绛守居园池记》，其词句甚隐僻，不明白。□在京师得此文，颇与同人商榷，卒不能果然详其意旨句读。樊宗师又为皇唐名士，不知当时负此文走人门下，有谁与详解而知之也？宗师与韩退之亲，且相推善，观退之之文大不如此。退之文集中有《答陈商书》，其意甚病商之所为文，不与世相上下，故喻以齐王好竽，商负瑟而干之。又不知退之终使宗师之文如是。唐室承齐、梁、陈、隋馀弊，其文章最微弱，又变其体，使有声韵偶对。唐享年尤远，繇是鼓而成风。其间忽有韩愈，独与张籍、皇甫湜、李翱辈更迭文体，高出秦、汉，亦大为当时众口排摈，谓之无用之文。韩愈死，其道弥光。后来有学韩愈氏为文者，往往失其旨，则汩没为人所鄙笑，今则尤甚。尝有人以文投陈尧佐，陈得之，竟月不能读，即召之，俾篇篇口说，然后识其句读。陈以书谢且戏曰：「子之道，半在文，半在身」。以为其人在则其文行，盖谓既成文而须口说之也，是知身死则文随而没矣，于学古也何有哉！咸平六年七月，冲奉诏为绛州通判，月馀，观《园池记》，其石甚卑小，文字多椎缺，因熟读。及游览园池，考其亭台、池塘、渠窦、花木、堤原、川河、井闾、墙墉、门户，凡为宗师笔纪处所者，虽与旧多徙移，然历历可见，犹视其文未能过半。樊之《记》有亭佪涟，曰香、曰新、曰望月、曰柏，有塘曰苍塘，有堤曰风堤，有原曰鳌䖶原。惟正西曰白滨，今无遗址。又疑其指水涯为亭名也。冲登城西与北引望，所谓「黄原玦天，汾水钩带」者，在其《记》又得一二。其亭为今之所存者，惟香亭与望月焉，按其去处，又非旧也，其馀皆非当时所名者也。得非遭梁、周间镇是郡者咸因循改易也？苍塘堙没矣。风堤、鳌䖶原，虽问老吏故氓，是非难校。今之亭有东南者曰四望，居高台，临廛市，可以望也。依斛律光庙之东曰望京，据北曰香，香之西北曰会宾。前垂岸之下，连柏阴曰水帘，池之中曰水心。跨昂桥、历虎豹门而西曰曲水。既北少西，夹池曰望月。又北限筱竹沟水，曰礼贤。且西，密梨园曰感恩。南对远引曰射圃，可以习射也。前畦蔬，夏花新竹三四本，后压堤，屈律西北来。窦水上走，别一亭曰姑射，西北正与姑射山相对。最居北城上，西连废门台楼，东北可周览，人家依崖壑列屋高下，水竹葩花，老枣翳桑，阴密郁邃，硙响激流，引溉蔬圃，环折萦带，尤可登望。今题二亭曰浩气、菡萏，皆北向。浩气连仁丰厅后，当退时，可逍遥养浩然之气也。菡萏荫虎豹门，其下皆芙渠菡萏也。今之亭既异于樊文，且多焉。其馀渠窦引决，花木荫滋，岁久且古，与《记》舛讹，不可验矣。《记》之易解者，在其文曰：「西南有门曰虎豹」，其门犹在。左画虎，鼓怒扶力，呀而人立，所谓万力千气，彘伏地，雹火雷风，黑山。右胡人鬅，黄㠾累珠，丹碧锦袄，身刀，囊靴檛绦，悉如《记》。白豹玄斑焉，皆非故物也，亦后来好事者图之。又曰：「考其室亭沼池之增，盖豪王才侯袭以奇意相胜，至今过客尚往往指可创起处」。如此不过数处，俾人再三读之，可晓□理。如曰：「水本于正平轨」。正平，带郭县也。隋开皇十三年，内军将军梁轨为临汾令，临汾即正平也，十八年改正平也。轨字世谟，材令也，患州民井卤，生物瘠瘦，因凿山原，自北三十里引古水（《图经》云鼓堆水。），地缺绝，经濠坎，则续之以槽。穿城墉，入衙注池，别分走街巷阡陌，汩汩然鸣激沟渠，又溉灌畦町，讫入于汾河。其文多如此类，故欲使人昏迷，往往莫辩其理。顷县前有梁轨《遗记》，熟见其迹，则知「水本于正平轨」由此而发语也。馀无遗据，则皆莫能知。呜戏！文者道之车舆也，欲道之不泥，在文之中正。秦世以前，淳而不漓；炎汉之间，焕而不杂。□魏与晋，稍稍侵害。自兹而下，驱而折脊。隋唐以来，擘为二途，既不相近，颇甚攻毁。夫圣人文章，若八卦、彖、繇、爻、象之体，虽不肤浅，然圣人之文，终能传解。孔子《系辞》，则皎然流畅。其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文，披之皆可见意。是圣人于文章，本在达意垂法而已，不必须奇怪而难入也。由经书外，子、史、百家之言，固可通导。独扬雄《太玄》，准《易》而为之，当时之人或不肯一览。故文章在乎正而不杂，但如两汉风骨，则仲尼、周公复出，固无所嫌也。太子中舍耿君说知是州将一年，常念《园池记》既历年岁，惜其文字缺落，因磨石别刊之，以传其文。中舍世为儒家，故弟起居郎、直昭文馆望，博古有文章，爱急救民，竭力吏道，因滞外使，连漕运数道，咸平六年四月死王事于河北。是以中舍常喜人有名于世，故拂拭樊刺史所为□，俾不坠没，亦大好事者也。冲略而序之，冀后来者知文之指归。冲通治晋州时，尝与晋守何公亮书，论樊宗师所为文章，何以书答冲，剖析尤见为文之深旨。其二书今亦刊之记后。景德元年九月五日序。

熹尝谓天命之性流行发用，见于日用之间，无一息之不然，无一物之不体，其大端全体，即所谓仁。而于其间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，如方维上下定位不易，毫釐之间不可差缪，即所谓义。立人之道不过二者，而二者则初未尝相离也。是以学者求仁精义，亦未尝不相为用。其求仁也，克去己私以复天理，初不外乎日用之间。其精义也，辨是非、别可否，亦不离乎一念之际。盖无适而非天理人心体用之实，未可以差殊观也。孟子告齐王曰「权然后知轻重，度然后知长短，物皆然，心为甚」。王请度之。呜呼，此求仁之方也，而精义之本在焉，孟子其可谓知言之要矣。今执事以反身自认、存真合体者自名其学，信有意于求仁矣。而必以精义之云为语道之精体，而无与乎学者之用力，又以辨是非、别可否为空言，不充实用而有害乎简易之理，则熹恐其未得为至当之论也。盖曰道之精体，则「义」不足以名之；以「义」强名，则义之为名又无所当。此盖原于不知义之所以为义，是以既失其名，因昧其实，于是乎有空言实用之说。此正告子义外之蔽也。既不知义，则夫所谓仁者亦岂能尽得其全体大用之实哉？近世为精义之说，莫详于《正蒙》之书，而五峰胡先生者（名宏，字仁仲。），亦曰「居敬所以精义也」。此言尤精切简当，深可玩味。恐执事未以为然，则试直以文义考之。「精义入神」，正与「利用安身」为对。其曰「精此义而入于神」，犹曰「利其用而安其身」耳。扬子所谓「精而精之」，用字正与此同，乃学者用功之地也。若谓「精义」二字只是道体，则其下复有「入神」二字，岂道体之上又有所谓神者，而自道以入神乎？以此言之，断可决矣。抑所谓反身自认、存真合体者，以孔子「克己复礼」、孟子「勿忘勿助」之说验之，则亦未免失之急迫，而反与道为二。大抵天人初无间隔，而人以私意自为障碍，故孔孟教人，使之克尽己私，即天理不期复而自复。惟日用之间所以用力循循有序，不凌不躐，则至于日至之时，廓然贯通，天人之际不待认而合矣。今于古人所以下学之序则以为近于傀儡而鄙厌之，遂欲由径而捷出，以为简易，反谓孔孟未尝有分明指诀，殊不知认而后合，揠苗助长，其不简易而为傀儡亦已大矣。熹窃以为日用之间无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体，孔孟之言无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诀。故孔子曰「吾无隐乎尔」，又曰「天何言哉」，而子贡曰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」。夫岂平日雅言常行之外，而复有所谓分明指诀者哉？此外牴牾尚多，然其大概节目具于是矣。以执事教诲不倦，念未有承晤之期，不敢久虚大赐，是以冒昧罄竭其愚。伏惟恕其狂妄，少赐览观，还以一言，示及可否，虚心以求。如有所疑，不敢不以复也。

知、仁、勇，天下之达德也。知知之，仁守之，勇行之，三者阙一焉，非达德也，则人君固不可无勇矣。而齐王以是为有疾，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，使廓而大之，则安天下无足为者矣。若夫好货好色，则生于人君之邪心，不可为也。然而孟子不以为不可者，盖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，其患必至于决溢，因其势而利道之，则庶乎其通诸海也。故以公刘、太王之事告之，陈古之善而闭其邪心，引之于当道也，其自谓「齐人莫如我敬王」者以此。

天下之风能变天下之士，而士之所守，要在不为天下所移。夫天下之风皆善而吾无移焉，非所谓士也。惟天下之风未善，宜吾有以易之，斯可以谓之士矣。吾之道不足以易之而返，惧其有不合也，假吾道以务为合之之说，则未见其为不移者也。当孔子之时，天下未知以儒为贵也，而孔子必自贵其儒者之说，彼虽不吾听，而吾亦未尝屈焉，故孔子之道日尊。传孔子之道曰孟子，当孟子之时，诸侯惟知以利为急也，而孟子则曰亦有仁义；惟知以地为广也，而孟子则曰辟土地者民贼；惟知以兵为事也，而孟子则曰善战者服上刑。夫孔、孟之说，其于当世不翅如水火之殊科，方圆之。异凿也，惟其所守不为天下所移，而亦不务于求合，此后世之士跂望而不可及也。若夫荀卿子之书，其亦未免于求合者欤！何则？卿所负者儒术也，所遭者战国也。战国之时，非富不安，非强不立，非兵不雄也，故世之游士持是三者以要诸侯，曰吾足以富尔国，吾足以强尔国，吾足以用兵决胜而谋尔国。战国之君，非是三者亦莫之听焉，而卿之书皆有之。卿之意以为吾所谓富国者，非彼之所谓富国者也；吾所谓强国者，非彼之所谓强国者也；吾所谓用兵者，非彼之所谓用兵者也。由吾之说，亦足致富强而善用兵矣。故富国之说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馀，强国之说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强，用兵之说曰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卿之言非不正也，其所以为言者，将以求合也。彼其见战国之士以是得君，则亦惧其言之不入也，饰仁义之说以附于三者焉。然其论雄深而辩博，此其所以使李斯之徒学之而失其所后先哉？然昔齐王好战，而孟子请以战喻；好勇，而孟子请无好小勇；好货，而以为公刘好货；好色，而以为太王好色，岂亦徇时乎？孟子之言，因事而有讽，以诱其君者，非著之书以求合也。